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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当我终于收拾好自己抱着孩子走进餐厅的时候，阳光铺满的餐厅里充满了现烤可颂浓郁的奶香味，三位妈妈热闹的聊着天，端着盘子交换着食物，喝着牛奶。一时间我有种走错场景的感觉，伴随着难以抵挡的温暖热烈，我加入其中，气氛轻松愉悦，像是在街边的咖啡店一样。因为疫情和封城，我，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了，上一次这样在外面坐下来吃吃喝喝，我还是我自己，我甚至都还没有考虑过要不要孩子的事情。 很快，我的餐盘里就堆满了奶酪，热腾腾的酥酥软软的可颂和煎蛋，配上一杯暖暖的牛奶——好美妙！见气氛放松下来，这位哥斯达黎加的妈妈一边收拾着炉灶，话锋一转，轻描淡写的对着澳洲妈妈问了一句：“你看你精神的很，能量满满，什么风把你吹这来了？” 这个白人妈妈听了不屑的笑了一下，说：“那我可精神，我精神的都睡不着觉！我们家祖传的焦虑，其他人还好，全都遗传到我这里来了，我从小就焦虑，看起来比旁边的人都精神。从小到大，人人都说我一刻都闲不住好嘛？！”她伸手又给自己添一枚可颂，舔一舔手指，接着说：“她们都知道我来之前两周都没睡觉了。一开始，我没觉得什么，因为我本来就焦虑嘛。我在的那个医院，到我生完孩子的时候偏偏赶上了当天有个产妇被确诊了新冠。这下好了，我剖腹产，生完孩子在医院的三天给我隔离了，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亲朋好友全在这，一个都进不来。这还不算，我回家了还继续带着孩子隔离。全家人都急着想来照顾我，看看孩子，一个人都进不了门，就只有我自己带着孩子硬扛。你说倒霉不倒霉。完了我母乳，我也不知道是我不会喂奶，孩子不会吃奶，还是怎么回事，我宝宝吃了奶总容易反射吐奶。我也着急，我也没人指导，我还得自己给自己弄饭吃，给孩子洗了换了哄睡了，我都没有时间洗澡。结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右边堵奶了，隔离在家里，我也找不到人帮忙，顾不过来最后我发现我右边完全肿到喂不了奶了，流出来的奶都是绿的。我还得喂宝宝啊，只有左边可以喂，我就尽量多喂几次，孩子也吃不饱啊，总哭。一开始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两天没睡了。我觉得自己得睡一下，结果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异常清醒。我就这么清醒了一个星期。到第二个星期要过完的时候，我还没睡着，我觉得这不行，这样下去不太对，我就联系了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听了，立刻帮我安排了医院，让我找人把我和孩子送到医院。我们家做建筑的，我老公在很远的工地，只有周末才能回来，当然回来也进不了门，就是给我添些生活用品。我家离这个医院开车过来要三个多小时，我闺蜜连夜开车到我家，接上我和孩子开着车给我往医院送。她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哭着骂我，这么难为什么不早联系她，蠢到成这样了才给她说。那天晚上还下雨，我都怕她情绪太激动给我开沟里去。是啊，我也不知道为啥没早联系医生，联系她，我根本都顾不过来。你们说我要是能顾过来，是不是就能有时间睡觉了。”说着她爽朗的笑起来。 我们听着都笑不出来，她们几个剖腹产的妈妈们不敢想她回到家自己一边恢复，还要一边照顾孩子喂奶有多难，有多疼。我在一开始喂奶的时候，也堵过奶，堵到我发烧还没法吃药，我觉得堵奶比喂奶，比生孩子还疼，那是一种持续的刺痛头皮的伴随呼吸的疼。我们达成共识，如果是换做我们任何一个人也无法像她那样竟然还撑了那么久，简直挑战极限。

我坐下来加入这两个妈妈的早餐，沉默了一会，澳洲妈妈突然长呼一口气对旁边的妈妈吐槽：“总算找到人说话了，都快憋死我了，原来你可以说话的呀。没有冒犯的意思，我这几天还以为你不会英语呢。”这个澳洲妈妈，语速极快，声音高且明亮，说话眼神语气一直带着一种急切，像是有人催她一样。旁边的妈妈轻轻地回答道：” 没有冒犯的意思，我还以为你们本地澳洲人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呢。“我觉得这个长得像印度人的妈妈极温柔，她说话真是妙极了，又幽默又讽刺，尺度拿捏得刚好，多一个字也没有，一听就是个很有趣的聪明人。她俩简单讨论了一下，原来是因为今天刚出院的一位妈妈每次在饭桌上都不说话——”就像听不见一样“——她们为了避免尴尬就默默地都选择了沉默，就这么安安静静的憋了好几天的寂寞和无聊。 这时她们同时望向我，我赶紧说：”我可以说英语。就是我生完孩子以后这两个月，除了见了几次医生护士，就再也没出过门，没见过别人，没听过英语，没说过英语。别说英语了，成天对着这么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我连中文都说不了几句。我都快不会说话了，反应不过来，你们讲得快了我也跟不上。能不能说慢一点。” 她俩听了大笑，说感觉我英语好着呢，在这地方待着，全天候的英语，保证我不出一天就把英语全捡起来了。不过我默默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我这么久没有使用过这个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藏的更深的问题是听她们吐槽这里的护士医生时，我发现自己时而听力在线，时而大脑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已经不知道她们说到哪里了。 吃完饭，有护士推着工作台进来，给她们发药。我问她们吃的是什么药，她们说是帮助睡眠的药。我问她们为什么吃药，我其实是想问还在母乳孩子还小，不是应该避免吃药吗？她们显然没有理解到，那个澳洲妈妈拍着桌子冲我说：“你能不能别问这么蠢的问题！显然是为了睡觉啊，难道是为了喝酒吗？”说着她哈哈哈的拍着桌子笑起来。我有点尴尬，问她：”你失眠很厉害吗？“没想到她说：”我进来之前都两周没睡觉了。“更没想到旁边的那位妈妈默默地补了一句：”巧了，你吃的什么药？我从生完孩子就再没合过眼。“听完，我都不敢接话了，并且陷入了自我怀疑，比起她们，我每天睡眠的时间拼拼凑凑还是可以凑个2-4小时的，我都没有失眠还被送进来了，是不是有点挤占社会资源。 当天下午，医院里又新来了一位妈妈。她典型的热带岛屿长相，个子不高，身材丰满，一头浓密的丝绸般顺滑的黑色大波浪垂至腰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嘴巴，眼神里带着拉美人独有的清澈纯真和款款深情。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她很像从高更的画里出走到这里的。她来自哥斯达黎加，说着一口纯正流利的美式英语。更吸引人的是她怀里抱着的四个月却看起来像一岁的宝宝，一点不夸张感觉这个小男孩的脑袋跟足球一样大，眼睛都有我宝宝的拳头大，只要目光有交集，他都冲着人咯咯咯的咧嘴笑，非常讨喜。这位妈妈是做HR工作的，眼观六路，面面俱到，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热情，能一边说话一边安抚自己的孩子，还能一边给我们帮忙拿东西或者看孩子，绝对的multi-tasker。我真是太喜欢她了。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总能对她有新的认识，同时也让人不能理解这样一个阳光开朗的妈妈，养了一个这样欢喜的宝宝，他们为什么还是会来到这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由于是新冠封城期间，家属探视时间每个家庭只能来一个人，最长不能超过两小时。很多爸爸们会在工作结束后，风尘仆仆的赶来看一眼宝宝，再回家。傍晚时分，这位哥斯达黎加妈妈的荷兰老公把这单调的一天推向了一个小高潮。他来了，他带着半个厨房，扛着一个冰箱来看他的家人了。我们来到餐厅， 看到铺满桌子的食物，全都震惊了。这位哥斯达黎加的妈妈，正忙着把东西填满餐厅柜子的每个格档；她的比医院大冰箱还高出一截的荷兰老公正忙着把塞不进冰箱的一大箱食物举到冰箱顶上去。我们咽着口水，看着如同小商店一样的玲琅满目的各种蔬菜水果，鸡蛋火腿，茶包点心，面包奶酪，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零食，默默地交换眼神。整个餐厅超载了。 收拾好东西，烧了一壶水，这位哥斯达黎加的妈妈转过身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对我们说：“Come on， girls！ 你们是怎么能忍受这么难吃的医院餐的？我们可是还在母乳的妈妈们啊，医院连一颗鸡蛋都不给我们吃，就靠喝凉水喂饱宝宝吗？别开玩笑了！恭喜你们，今天开始，你们有了我，明天早上准时到这里集合，我来给你们改善伙食啦，来尝尝我做的早餐吧！有我在一天，我就要把你们都喂的满满足足的。听好了，不介意的话， 都要来吃啊！“

眼前的几个大汉轻手轻脚的推开了一扇小门，把孩子推车和我一起送了进去，我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路了。之前的那一段路，是我长这么大度过的最不安的路，幸好结束了。 我还是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已经是凌晨三点，整个诊室都关着灯。我老公已经比我先到，等在那里，他已经回家了一趟给我拿来了急需用的东西。这一切我都不知道。而且因为新冠，他只是在门口快速的交接了东西，交代了两句，就被医生请了出去。交代的这几句中还包括医生提醒的我身上，我所有的物品里不能有塑料袋和电线。也就是说我没有手机充电线，线已经上交给医生了。宝宝推车里备着的防雨的罩子也被他取走了。就这样匆忙，一切好像一秒间就结束了，他走了。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一个护士拉着我站在黑黢黢的走廊里，给我说：“现在太晚了，我们先带你去你的房间里，你赶紧睡吧。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我向你保证我们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经验丰富的母婴护士，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孩子。我们这里有专门给孩子睡觉的房间，里面有小围栏床，全黑，白噪音，我向你保证孩子会睡的很好。我们会有护士巡逻查看每个孩子的状态，如果孩子醒了需要喝奶，我们会把孩子抱来让你喂奶。现在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的初衷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的睡一会觉。” 就像是应激反应，我整个人都从疲惫困倦里支棱起来，心里想：不可以，我的孩子，她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我，谁也不可以把她从我身边带走。见我犹豫，护士又安慰我：“你可以把这里当成是刚生完宝宝的妈妈们的梦想泡泡房，让你们在这个泡泡里好好休息一下，放松放松，补补觉。”我只关心一个问题，我要在这里多久。“现在还不知道情况，太晚了。有些妈妈会久一点，有些妈妈也就是在这里好好睡两三天觉休息休息就回去了。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就是我收到的回答。她再次建议我把孩子交给她，不要影响我的睡眠。我说我睡眠没有问题，孩子不在我身边才真的要我失眠。听罢她也不再坚持，带着我去看了厨房茶水间在哪里，给孩子洗澡的房间在哪里，简单交代了几句，安排了适合孩子睡的小摇篮床跟着我一起进了我的房间。 这个四四方方的小房间在我看像一个小监狱，有窗户但是封死的，不透明的。靠着窗户一张铺着蓝色床单的小单人床紧挨着一档直达房顶的长度不过半米的立柜。床旁边一个小的床头柜，上面放着一个专门放白噪音的小喇叭。床头柜对面， 一张桌子靠在另一边墙上，门口一把椅子。好在房间内配有卫生间和淋浴。孩子的婴儿床就紧贴着我的小床。医院的婴儿床真的很友善，围栏可以放一半，还可以全部放下来，就不用我需要喂奶的时候还得起身把孩子抱出来。但是医生严格要求只要孩子在小床里的时候，围栏必须全部立起来。那一夜，我带着孩子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我拎着我的水杯趁孩子还没醒，爬起来去接点水喝。我可以感觉到护士们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我转身似乎可以听到她们在我背后小声议论。管它呢，来都来了。一圈转下来，很快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孩子是这里面唯一的亚裔。我还没有见到其他病友，但是目测我这下是真的住到了一个泛泛理解的纯西方人的环境里。 就在我心里犯嘀咕的时候，一个年纪很大看起来向教导主任一样的护士走到我面前，把我拉到了一个角落。她一头灰白的卷发扎成马尾，长相来看有点儿像南美混血，个子不高，削瘦干练，一脸严肃。她向我介绍她是这里的护士长之一。她让我想起我那个当老师的习惯端着的妈妈，也让我想到了麦格教授。我曾经有点怕这样的人，但是那一刻看到她我竟然觉得有点没来由的亲切，像是终于找到了依靠。她严厉的对我说：“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穿着睡衣就从房间里跑出来。”我想替自己分辩两句，可是在她强大的气场下没敢支声。她也没有给我机会发言，她接着向下命令一样说：“从今天起，你每天早上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然后梳好头发换好外出的衣服，把自己整理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穿睡衣的样子。不要给我说你没时间洗澡。放下你的孩子，我们的护士可以帮你看着孩子。照我说的做，我不接受任何理由。去吧，现在就回去洗澡然后换好衣服来吃早饭。” 我怔怔的楞在原地，她的话很不客气，却莫名的打动了我，当妈妈以来，没有人在意过我要怎么样，我要以什么样的面貌来度过每一天，包括我自己，所有人都只想着孩子。我满眼眼泪的看着她，意识到自己有多狼狈，我很无力问她：“我会好起来吗？你相信会改变吗？我会一直都这样下去吗？”她给我做一个鬼脸，然后笑道：“你很快就好起来了，相信我，照我说的做，你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根本不算什么，比起那些吸毒的，酗酒的或者先天有精神疾病的。快去洗澡吧。”她的话像一点点微光，点亮了我的一点点信念。我问她：“你可以抱抱我吗？”她张开双臂，什么也没说，一把把我紧紧的搂进怀里，过了一会她小声在我耳边说：“我知道这一切很不容易，但是你要相信，这些都会过去。孩子，你会好起来的。” 我转身，默默的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往我的房间走。我自己撑过了怀孕的整个阶段，撑过了生产，带着伤痛撑过了孩子出院回来的一切慌乱——喂奶，哄睡，新生儿肠绞痛。这是第一次，有一位近在身边的长辈看见了我，而不是新手妈妈，把我当作孩子，当作我自己，给了我依靠和安慰。我回到房间，孩子还没醒，我去洗了澡，只想吐槽医院的洗澡水真凉，还没有吹风。换好衣服，孩子才刚醒，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真的可以每天都好好的洗个澡，真好。 等我换好衣服来到餐厅，那里已经坐着两个妈妈，一个典型的澳洲白人，金发碧眼，高挑削瘦；一个看起来像印度人，浓眉大眼，一头厚厚的黑色卷发。这两个人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我跟她们打了招呼，然后大家陷入沉默。突然，那个白人女孩问我：“你什么时候来的？你要在这里多久？”我说我半夜里通过急救来的，我也想知道要在这里多久，我问她们：”你们在这里多久了？“原来她们也是前几天进来了，说要住两周，再看情况。我的心沉了一下，完全没有想到要在这里这么久。我问她们：“你们为什么会来这？”没有人回答。她们反问我：“那你呢？”我什么也不想说，也明白了为什么她们什么也不说，因为故事太长了，太痛了。

在急诊里一关一关地过，终于，筋疲力尽的我们推着孩子来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几个医生护士坐在那里，房间里的灯光过于明亮，有点刺眼。主要负责的医生年纪比我大不了很多，她拿着一叠纸，语速很快地给我们哇啦哇啦讲了一大堆，具体是什么我在时而听得见时而听不见的神游状态里，随后开始接过纸签字。唯一记得她提到我们的家庭状况已经有人匿名上报给了政府的儿童保护组织。在这个国家，人和人，尤其从事任何和儿童相关的工作的人员，可以是医生护士，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社工，甚至有时候可以是邻居，如果感到有什么事对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有威胁，都可以匿名上报儿童保护组织，儿童保护组织接到报案会观察并在需要介入的时候立刻介入。很不幸，我们家被选中了。她说：”很遗憾，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接着她问我：”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很遗憾，我不明白。我，一个初代移民，一个新手妈妈，我不明白她指望我明白什么。只是通过她的语气和态度，我知道我们很可能给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已经成了定局。那一刻我脑子里在算孩子睡了多久了，还要多久要喂奶，拍嗝再哄睡。我在焦虑孩子出生出院以后还是第一次离开家，她能适应吗？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我已经没有多余的一丝气力去细细了解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了。就这样吧。 就这样，下一幕里，我看到六个穿着医院安保服的彪形大汉推着一把轮椅进来，我瞬间被吓的坐的笔直。他们当中的两个人接过宝宝，把她放进了孩子出生时的那种医院的小摇篮床里，另外两个接过了孩子的推车。最后的两人推着轮椅转向了我。目瞪口呆，我迟疑半天憋出一句：“这不是给我的吧，我觉得我应该会走路。”可是他们说他们只是听医生的要求执行任务，表情严肃凶狠到不容置疑。我感觉我在这样的时刻，不能提出拒绝，不然似乎后果会很严重。真是自尊碎成了渣子，我被迫坐在这把轮椅上，任由他们推着我和孩子还有推车出了门。 深夜的医院空空荡荡，安安静静。他们推着我拐进了一条医院内部的走廊。这条走廊长的似乎没有尽头，四四方方的雪白的围墙被嵌在头顶的一排灯照的反光。这是一条能容下两辆病床并行的狭窄通道，一路上没有一个门。眼前的一切如此的不真实，我脑海中闪过很多曾经看过的国外电影的镜头，一个疯人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着穿过细长的走廊，原来坐在那的是我啊。一时间我有点恍惚，有一点恐惧，我怎么了，难道我是真的疯了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这样的我还可以当妈妈吗？他们会带走我的孩子吗？ 想到这里，我想试图证明一下我还在我理解的正常范围内。于是，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我可以自己推着推车走， 不需要被他们这样推着。他们说不可以，我不能离开这把轮椅，因为医生交代可能会有潜在风险。我们再次陷入沉默。走廊里只有脚步声和轮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这走廊真长，长的想让人发疯，忍不住去想我会不会就这样被推着推到一个永远也出不去的地方，就此销声匿迹。我开始期待看到一扇门，又惧怕看到那扇门。 在我疯狂乱想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问道：“这个女人她怎么了？为什么叫我们这么多人来，还得坐轮椅？”回答的人也是很干脆：“哦，说她不想活了，得看好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们说的预防潜在危险原来是指这个。我不在挣扎了，任由他们推着我继续走，像被丢在案板上的一块儿肉。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这感觉从我怀孕开始慢慢的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所有的改变，总会给我带来这种无力感，消磨我的意志，蚕食我的自尊心。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四肢健全的人被按在轮椅上。上一次，在我产前第38周的产检时，严重耻骨联合分离的我，也是这样被医生按在了轮椅上，直接推去做B超。因为我走的太痛苦了，太慢了，虽然我执意坚持自己可以走，可是医生等不了也看不下去了，比起等我自己走到B超室门口，他选择直接拿轮椅把我推进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被冒犯到，被他嫌弃走的慢的我，是怎样自己一个人从家里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Uber司机的车上，又是怎样咬着牙含着眼泪一步一步穿过医院大厅漫长的走廊，一步一步，走走停停，挺着肚子把自己终于按时挪到了他面前，他当然不知道，他不需要我证明我可以走，还可以走很久。 现在想来，也许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产前抑郁了，只是我不知道。那天，家里的淋浴坏了，工人来修的时候告诉我这个淋浴喷头早就该换掉了，早都坏了。他换好新的喷头走了以后，我洗澡，打开水，充足的热水哗的一下浇在我头上的时候，我被足量的温暖的热水包裹着，那一刻，我崩溃了，我站在不断落下的水滴里，轻轻的抚摸着我的肚皮，委屈的哭了。一整个冬天，该死的墨尔本阴冷的天气，每一次洗澡，都在温度不稳定的细细的稀稀落落的水里。本来不该如此的，作为准妈妈的我，不该忍受这些的，我肚子里的宝宝不该忍受这些的。可是直到我都快生了，我才知道这一点承载着我巨大渴望的改变竟然来的如此简单。我不争气的哭了。那一刻，真是对这讽刺的现实，恨透了。想到这样哭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我带着耳机听着音乐让自己出门走一走。我走在封城后一个人影也没有的街道上，自顾自的放声大哭，想要哭尽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孤单，所有的不容易。一圈走回来，我坐下休息，就站不起来了，动不了了。38周，再坚持一下就要生了，我，耻骨联合分离，动不了了。这一次，我被这讽刺的现实打败了。 一路上想着这些有的没得，这支在我看来声势浩大形同游街的队伍，终于压着我到达了目的地。

不记得我是怎么进了门，拿到了手机，因为之前冲出门的时候，我只带了我。 泪水停也停不住，我颤抖的把自己关在车库里。昏暗的灯光下，我站不住，也没有地方可以靠，我试着蹲下来停止自己的颤抖，又猛的想起自己被陌生女孩在路边捡起的来之不易，不行，我得想办法。我想起了之前带孩子去母婴护士那里回访的时候，还有生完孩子出院前护士医生一遍一遍强调的热线，它们被印在医院给我的宝宝回访的绿色新生儿本子的封面上。而此刻，这个本子不在我身边。我查到了其中的一个热线，拨打过去，选数字，转接，进入漫长的音乐等待，我等不了，我知道我甚至没有办法等过十分钟。于是，我再一次想到了前不久才救过我孩子一命的那个母婴热线。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这个电话只能问关于宝宝的事情，如果是说我自己的问题，想一想就觉得很难开口。但是，目前我没有选择。 我愿意相信这是奇迹，因为平时还会占线或者等待很久的母婴热线直接接通了。热线那头传来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的声音。我一边抖一边哭，语无伦次的给她说着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哭到停不下来。我盯着被头顶的小灯泡照亮的脚下的那一小块地，看到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积满灰尘的地上，打出一坨一坨湿了的影。热线的那头，老护士详细询问着我的状态，她说poor thing，她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建议我尝试深呼吸，跟着她说的节奏吸气，数到五，呼气，几次之后，她让我尝试着站起来。我听着她的话，我试了，但是站不起来，每一次刚起身到一半，就好像腹部被重拳击中，我快速的又缩了下去，顿时呼吸又乱了，眼泪又止不住的往外涌，整个人重新颤抖起来。 她试着询问我是怎么发展到了这一步。我也说不清楚，似乎记忆在这一刻全部被失控的情绪搅乱了。一些片段混杂在一起，我试着给她尽力的描述。我们吵架了，我看着半开的窗户突然想要跳出去，我吓坏了，我跑出去了，我去找邻居帮助了，我想我需要有人跟我说说话，邻居家没有人，我到了马路边，我在那里很久，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很绝望，有个女孩把我拉回来了。我的孩子，她一直哭，她该睡觉了，可是我哄了她很久，她还在哭，我试着用护士给我说的方法哄她了，她哭的停不下来，孩子爸爸想要安抚孩子，我不肯，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她是饿了，可是她也不吃奶，她不停的哭，孩子爸爸受不了了，我们吵架了，他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了。我想要回我的孩子，他不给我。我想从窗户跳出去。我跑了。 这时候，我觉得自己似乎好一点了。她很耐心又很焦急的问我宝宝多大了。快两个月了。出生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母乳还是奶粉呢？母乳。她终于问出孩子现在在哪里呢？我想应该是和爸爸在一起。她松了一口气说很好。她问我孩子的爸爸呢？她命令我不许挂电话，立刻去找我老公，把手机给他，让他接电话。 很快，我老公抱着孩子回来了，手里还举着手机，告诉我护士还在线，不许他挂电话。他剪短的总结了如下信息给我：准备好孩子的用品，衣服，推车，我的衣服和洗漱用品；拨打救护车去医院快还是他开车去急诊快；给我们十分钟立刻出发去医院，全程不许挂电话。我内心有点抗拒，我老公有点不知所措，我们都觉得没有到这么糟，但是又不敢保证此刻不听护士的，事情会不会变得无法挽回。很快，我们换好衣服，带着孩子出门了。我想全程我们俩都是懵的，慌乱的。这个老护士此刻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全面控制住了我们两个潜在逃兵，我们听话的像是小学生遇到了深信不疑的班主任。 还好医院里我们不远，我们甚至都没准备太多，以为去了过一会就回来了，就算需要什么回家拿也不过开车五分钟的距离。到了医院，热线的老护士让我们直接把电话给了急诊的医生，交代清楚了她才终于挂了电话。现在想起来，我感谢她的严肃，坚持和专业，如果中途挂了电话，我一定不会想要去医院，更何况还是新冠时期，更何况还带着未满两个月的小宝宝。就算来到急诊，忙碌的急诊医生也许顾不上处理我们遇到的问题，因为它直观的看起来毕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被快速的转入急诊的等候室，全靠这位护士和急诊医生的通话。 在急诊的等候室里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一轮又一轮护士和医生的盘问，一遍又一遍的复述我这一天的经历后， 每个护士和医生都给我们了同一个答案，产后抑郁，情况严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带着孩子在急诊里等到半夜，我们等来的消息是我要带着孩子一起转入mother baby unit，听起来很有爱。这里是专门收留产后抑郁的妈妈和宝宝的诊所，坐落于精神病院的一楼。嗯，精神病院，听起来就没那么好听了。

我坐在我空空荡荡的紫色的居家短绒长睡袍里，坐在马路边的绿化带湿漉漉的草地上，坐在墨尔本春天乍暖还寒灰色天空下的细雨里，披头散发，潮湿的头发贴着我冰凉的脸，眼前是湿漉漉的灰黑色路面。新冠尚未解封的城市里，五公里的活动范围内，马路上比往日更加稀少的车辆，偶尔开过一辆，近光灯映在路面上，像大雨天里一闪即灭的一点点火光。我在等待。等待什么我不知道，不敢知道，不想知道。为什么等待，因为内心深处还仅有的那么一丁点儿理智正在拼尽全力想要牵绊住完全失控的灵魂。我的手按在草地上，紧紧抓住一把草，草上的雨水一点一点让手也变得冰凉。我告诉自己再等一下，我问自己还要等多久啊，这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还是告诉自己再等一下，等多久我不知道，也许十分钟，十分钟是多久，这样吧，让我们数到120。于是我开始在心里默数，偶尔感到屁股底下的衣服已经湿透，雨水已经一点点爬到了背后。这有什么意义？！我听到心里有个声音在喊。我努力深呼吸，让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数数这件事上。 这很难。 我眼前出现的是在我冲出家门跑去敲邻居家门的时候，瞥见的，我家的黑洞洞的卧室窗前，孩子爸爸似乎模糊的全黑的身影，手里还抱着我那像一个白色亮点一般的不满两个月的嗷嗷待哺，尚未哄睡的孩子。邻居家没有人，孩子不在我身边，那一刻突然一个念头出现，算了，我什么都不想要了，都算了，孩子我也不想要了，就这样吧。就在同一时刻，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往马路边走的脚步，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在颤抖，同时又是那么决绝，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像不可阻挡的吸力让我想要冲到马路上去，可是仅有的理智使劲拉住我，在那一刻想出了许多办法。我开始沿着绿化带来来回回的踱步，没有用，每多走一步我就想要冲向马路。于是我开始数路上偶尔过去的车，数到第五辆的时候，我想冲向它，我吓坏了，我开始让自己在数字的前面加上定语，很愚蠢，这是我在那一刻能想出来的拖延时间的唯一办法，一辆红色的车，第二辆黑色的车，第三辆……冲出去。为了对抗这三个字，我用最快的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屁股坐在了草地上。开始了我的等待。 我数到几了？我忘了。要重新开始数吗？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再数一回吧。那辆车是减慢速度了吗？它是在朝我闪灯吗？继续数数。那辆车走了。好，数数。数到四十多，眼前的世界突然失去了颜色，本就黑黑灰灰的雨天，连树连草都没了颜色，我忽然感到自己坐在了深渊的最底处，一切都黑了。这个时候那个声音又响起来，有什么意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这种绝望让我上不来气，我抬起头想再看一眼天空，我以为我会看到灰色的天空和落下的雨，然而我只看到了绝望向一座巨大的冰山轰的一下从头到脚的贯穿我。算了，我不想数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隐隐约约听到了车一遍一遍鸣笛的声音。我努力睁开一点点的眼睛，视线落在马路对面停在半路的车上，是它在打喇叭，是对我吗？它闪灯，它鸣笛，我的意识忽而在现实，忽而黑下去。我看到司机直接落下车窗，是个一头香槟色小卷发的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她朝我大喊：“Are you OK? Do you need my help?”我听到了，可是我木在那里，我说不出话，似乎又好像没听到，好像一块枯死的木头，一动不动。我低下头去，回到了我黑色的世界。我在等待，等她离开。突然， 这辆车转弯向我的方向开过来，猛地停在了我旁边的辅道上。她对着窗户继续喊，喊了吗，我记不清了，我觉得我应该听到了，也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似乎是场景突然切换，她就在我身边了，她说：”天啊，你湿透了，这太冷了，你得找个地方避避雨，这样会生病的。“ 她接着说：“你要到我车上来吗？我可以把暖气打开让你暖和一下。你家在哪？你要我送你回家吗？” 她接着说：“你听见了吗？你要和我说说话吗？我们可以在车里说说话，我可以带你去喝杯热热的咖啡，好吗？” 她突然坐下来，坐在我旁边，和我一样，坐在又湿又凉的草地上。她接着：“如果你不想说话，没关系，我可以陪着你，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这样陪着你在你身边坐着。没关系。” 我内心的理智告诉自己不能让她就这样也坐在草地里，太冷了，快起来， 让她也起来。可是这点理智很快就被黑暗吞噬，我低下头去，想让她赶紧走。忽然，一只热热的手臂把我整个人搂住，是她，她搂住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这一点点热度穿过包裹着我的层层叠叠的冰冷，最终抵达我心底，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哭了出来。 我等到了。 我哭到整个人都疯狂的不受控制的颤抖，我突然感觉到了冷，也感觉到了我的袍子整个湿透了重重的坠在我身上。她把我拉起来，让我到她车上去暖和一下。想到我又湿又脏的衣服，我拒绝了。她要送我回家，我告诉她我家就在旁边并指给她看。我们拥抱，我向她致谢。但是那一刻我知道，感谢是那么的无力，如果她需要，我愿意用生命去答谢她。我遇到了我的救命恩人，我想要她的名字，联系方式，而她把我朝家的方向推了一把让我快回去。我一步一步颤抖地往回走，她看着我到门口，朝我挥手，上车走了。直到现在，我想直到永远，我都相信那一天那一刻我遇到的就是天使。